中国茶产业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关联，它既是过去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又是未来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更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茶产业作为生态高效的健康产业，具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优势。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中国茶产业应该抓住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茶产业“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中国茶产业如何在“十四五”期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充分挺立“中华文化自信”，让“中国茶文化”可以成为“世界茶现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江苏省溧阳籍全国政协委员王水建议，从茶文化赋能茶产业的角度切入，希望以自己的家乡溧阳市为试点，在全国率先打造“礼茶之都”，并以“礼茶文化”为核心引擎，带动实现茶文化、茶科技、茶生态、茶旅游与区块链、生物质谱等现代技术有机融合，在国际通用的安全标准基础上构建起一套高标准的中国好茶评价体系茶业，重塑中国茶叶的全球话语体系。

　　王水委员还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一支品味高、底蕴深、影响广、多层次、可推广jbo的“中华礼茶团”，在新发展阶段, 高水平地展现自古以来大国礼茶的文化气象,高质量创新新时代大国礼茶的公共担当。

　　贵州有700万亩高标准茶园，茶园规模全国第一，茶产业已经发展成为贵州重要的特色优势产业。虽然说近些年来贵州茶产业发展迅猛，但其产量大、产值低的问题却依然存在。

　　孟平红代表认为，要解决贵州茶叶附加值低的问题，首要的任务就是塑造贵州茶叶的品牌形象，将贵州茶打造成被全国乃至全球饮茶人认可的最干净的（绿色无污染）有机茶。孟平红代表进一步指出，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协调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借助各类新兴科技和数字手段，切实加强有机茶认证管理工作。

　　除此以外，孟平红代表还表示，贵州将继续发挥茶叶在生态、安全、品质等方面的优势，从全产业链开展创新，聚焦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提升茶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为全面推进茶产业衔接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水紫陶烧制技艺项目云南省代表性传承人田静：

　　茶产业是云南省传统优势产业，也是云南省最有资源基础、最有发展优势、最具潜力的绿色生态产业。但在当前全国乃至全球茶叶产能过剩、产业竞争剧烈的大环境下，云茶品牌的塑造之路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核心区域”这个来之不易的科学结论，目前尚未充分发挥和利用。

　　田静委员认为，云南应该把握好《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第15次缔约国大会、中国建党100周年、迪拜世界博览会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机遇，通过世界“茶树原产地”地理标志品牌塑造，以原产地形象推进多茶类并举发展，在世界级平台用世界性通用语言解读“云茶”内涵。一方面擦亮“云南·世界茶树原产地”的金字招牌，另一方面将云南打造成中国“茶叶新势力”的理想国和中国“新饮茶时代”的策动地。在讲好“云南·世界最好的茶源”的故事同时，推动形成“世界茶叶的云茶现象”。

　　要实现“从产茶大国向产茶强国的转变”，做大做强龙头是关键。茶产业的振兴需要通过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茶企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由此，刘文新代表建议扶优扶强国家级龙头茶企，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乡村振兴。

　　此外，刘文新还重点关注到了青年力量在茶产业发展乃至整个乡村振兴中主力军的作用。刘文新代表建议，应当积极营造青年发展的良好环境，鼓励青年回乡创业。聚焦到乡村茶产业来说，要依托青年，面向青年，借助青年在市场观察和创造性上的优势，积极开发更具有市场接受度的茶产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澳门一直都是中西茶叶贸易的重镇。公元1610年，第一批由水路运往欧洲的茶叶就是从澳门起航，从此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西方的大门。可以说，澳门在中国茶叶及茶文化的传播及贸易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何敬麟代表提出，在澳门建设国际茶叶交易中心，将澳门打造成中国茶叶高质量再出海的桥头堡，真正做到“以澳门所长，服务国家所需”jbo。

　　何敬麟代表还介绍说，以澳门高端消费市场和国际化平台为基础，从消费端入手，构建全新的“国际茶叶质量溯源体系”“国际茶叶产品质量认证平台”和“国际茶叶信用体系”意义重大，尤其要善用诸如世界博览会等国际性综合展示平台和时机，统筹整合，对接国内高质量茶叶资源和国际高端市场需求，积极引领中国茶叶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再出海。这对于中国茶叶整合全球非农资源、实现跨越式增长、塑造全新竞争力意义重大，也对于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中国生活方式的全球传播影响深远。